转发；好心情好生活之·天通苑

这个题目有点大。好心情和好生活，一个精神一个物质，那是写几本书都说不明白的事。可要想简单概括，就一句话：有了好心情，就可能有好生活；没有好心情，一定不会有好生活。这有点“精神决定物质”之嫌了。好在咱只是就事论事，与哲学无关。

和什么有关呢？我觉得，和我们的生活态度有关。

最近接了个“活”，放下写了10万多字的长篇，在一个很“俗”的主题下写故事。这个转折，好比从星级宾馆移居鸡毛小店，不大适应。不“俗”个昏天黑地，真写不成。

想“俗”很容易。我们这个号称“城中城”的居民区，是亚洲最大的社区。官方说法是：占地8平方公里，分为16个小区，700多栋楼。从南到北，光是地铁就有三个站名。常住人口近30万。加上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，多时达到六七十万。在北京，被命名为最大的贫民区。

既是贫民区，肯定就是俗人多，接地气。别处我不知道，我住的这个小区，“人民公社”时代是一个自然村落，叫做“太平庄”，也叫太平庄生产大队。世纪初开发此地，村民全部原地上楼。

这部分人，赶上了“拆迁致富”的好时机。那可是25年前啊，这些人获得了少则二三百万，多则上千万的补偿金。据说有位老人家，当年独守着一片偌大的宅基地，享受“五保户”待遇。拆迁时，农业银行进村发放补偿款，这老头接过活期存折，看了看，说，我这一大片庄基地，才给我960块钱啊？

人们告诉他，这不是960元，是960万。老头听明白了，当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哆哆嗦嗦好半天站不起来。

要是只看这些人，天通苑就不是贫民区，成富人区了。可惜这样的人没多少，当年一个村也就三四百户人家，我们这个小区39座楼，有两座楼就足够安置了。

余下那30多座楼都安置了谁呢？按照北京市的统一规划，京城北部东、西两个城区的拆迁户，分别由安定门外的天通苑和德胜门外的回龙观安置。天通苑700座楼，东城区迁出来的大概是多数。这么说来，东城区的外迁居民们也算是拆迁户，按理说也有可能“拆迁致富”。可是不然，东西两城的居民为什么往外迁，主要原因就是人口过于密集，住房尤其紧张。追根溯源，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，大约40年间，福利分房欠债多多；新建住宅寥寥无几。也就在这段时间内，咱们的人口从“七亿人民七亿兵”暴增到世纪末的“13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”。

这新增的6亿人，摊到北京、摊到东城区是多少？这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是，从70年代开始，北京城区居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盖房”运动。人们以“盖小厨房”为借口，想尽办法扩大住房面积。不扩大没法子啊，三代六口，大男大女，住一间十平米的房子，能想象吗？当然不是家家这样，但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。

这样的家庭，你让他搬出东城，给他的住房面积扩大10倍甚至十几倍，你说他还奢望什么？诚然，不奢望，该给的还是给。据我所知，东城区搬迁出来的，补偿款十几万几十万有很多，但是补偿二三百万就很不容易了。自然，极少数本来就住房富裕的，或者私有住房户也被搬迁的，补偿会多，但那是凤毛麟角。

这边补偿二三百万是“天花板”，本地农民补偿二三百万是“起步价”，这一比较，城里迁出来的可不就成了“贫民”。

以这两个城区的人均住宅面积，能安置到城郊、扩大数倍乃至十数倍的住房面积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

我虽然不是拆迁户，可碰巧买了天通苑的房子。所以偶尔有人知道我原住东城，问我当初被补偿了多少时，我只能如实以告：一分没有，反而花了几十万买房。随着政策变化，我在东城区的老宅子已经归属“中央政务区”，想拆迁，怕是下辈子的事了。

本地原住民，大多成了“拆而富”。他们全体转为城市户口，还享受每家一人“安排工作”的待遇。其余的人呢，不想坐吃山空，大多自谋生路。比如开办装修公司，顺便吸纳本地赋闲的农民劳动力。好几百座楼啊，都要搞装修。这买卖，一时半会儿不愁没活儿干。学历高又年轻的“农二代、三代”们，因为有了非农户口，理直气壮进城找工作。也有人买了车，专门开“黑出租”揽客挣钱。没有运营执照，人家不接五环以内的活儿。那时候天通苑社区还在建设中，虽然通了地铁，但是公交线路极不完备。好多地方离着地铁站八丈老远，“黑出租”生意由此火爆。还有人找浙江人合伙开“杭州包子铺”，找福建人开“沙县小吃”。反正天通苑人多，做买卖好赚钱。不过这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处于野蛮生长的无序状态，近些年，这类小店不多见了。

天通苑人多，主要是外来务工者和白领上班族，所以一度被称为“睡城”。原住民都不止一套房，对外出租，“吃瓦片”。你出租我也出租，租金水平自然就降下来了。这是市场自然调节，人力无法达成。

我这个工作室，女房主就是本地原住民，老公是退休工人。两人是半路夫妻，把房子租给我，他们在房山区另租房住，只为赚取每月一千多元的差价。老两口人很实在，也明理，极少打扰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只见过他们三四次。

去年9月，我通知他们，不再续租了。老两口为此专门来了一趟，也只是为了登个记、挂个牌，招揽下一个租户。

转发老吴说文 作者：吴金良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北京作协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。著有小小说集《醉人的春夜》《吴金良小小说》、长篇传记文学《蒋氏家族全传》、长篇纪实文学《让爱永存》等多部，长篇小说《银星记事》等，《船工》《硕鼠》曾获《小小说选刊》年度优秀作品奖和征文奖。